原告是光明日报出版社原社长李树喜，因为被告（黄书元）主编的《察贤辩才》一书有比例高达83.6％的14.4万字来自他的作品，北京市东城区法院日前开庭审理了此案。（《新京报》6月29日）

   　尽管，法槌悬而未落，进一步审理正在进行，法院还没给出黄书元是否抄袭或抄袭程度的判决，但庭审中控辩双方唇枪舌剑交锋的焦点告诉我们，《察贤辩才》至少是很不光彩的作品。

    被告的代理人表示，《察贤辩才》的素材来源于1993年出版的《国史镜鉴》，并已取得作者同意；而原告的律师称《国史镜鉴》有李树喜参与编写，被告仅征得另两名作者授权。

    很清楚，撇开抄袭不论，黄书元至少是干了件沽名钓誉的事：借腹生子——借别人的《国史镜鉴》生自己的《察贤辩才》。而高达83.6％的文字复制率，则令“素材”一说十分滑稽可笑。

    令人尤感痛心的是，沽名钓誉的黄书元及其不光彩的《察贤辩才》与社会尊敬的人民出版社相联——其官方网站介绍：“人民出版社成立于1950年12月1日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最早创建的党和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，也是国家第一家著名的哲学社会科学综合出版社。”

    身为人民出版社社长，黄书元难道对如此借腹生子的丑陋没有自知之明？答案是否定的。两年前，在新闻出版总署组织的全国“三个一百”原创图书评选中，他表示对出版业提倡“原创”概念非常支持，他认为出版业就是一个创意产业，他忧心全国570多家出版社每年出版的十几万种新书中很多都是跟风、抄袭、模仿之作（《中国图书商报》2007年8月17日）。

    边说“原创”边行借腹生子，把净化出版环境挂在嘴上的同时拿《察贤辩才》来污染出版环境，这样阳奉阴违，说一套做一套，显然愧为人民出版社社长——不知，黄社长以为然否？